牛棚杂忆全文字_自己跳出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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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酷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牛棚杂忆作者:季羡林	书号:44547 时间:2017/12/2 字数:7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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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景从来不长。　　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。　　此时北大的⾰命小将，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，早已分了派。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。《三国演义》上说得好：“夫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。　　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內，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。此时群众⾰命组织只有一个，这就是新北大公社。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臭名昭著的所谓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作者之一的“老佛爷”此人据说是“三八式”也算是一个老⼲部了，老⾰命了。但是，调到北大来以后，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。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，却打扮得妖里妖气。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。后来又调到哲学系，担任总支书记。她寅缘时会，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，得到了‮央中‬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，兼之又通风报信，这一个女人就飞⻩腾达起来，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，炙手可热。但是，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，深知她是一点⽔平都没有的，蠢而诈，冥顽而又自大。每次讲话，多少总会出点漏子，闹点笑话。在每次开会前，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，集政大权于一⾝，为所为，骄横恣纵。　　有庒迫就有反抗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对于这样一个女人，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。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，风起云涌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⾰命组织。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，命名几乎全取自⽑泽东的诗词，什么“缚苍龙”战斗队，什么“九天揽月”战斗队，又是什么“跃上葱笼”战斗队，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，几乎都用光了，弄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。至于战斗队的人数，则极为参差不齐，大的几十人、几百人；小的十几人，四五人；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。成立手续异常简单，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，写上几句：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看看究竟谁战胜谁”再喊上几句“万岁”就算是成立了。不用登记，不用批准，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。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，谁也不清楚。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原，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。　　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。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。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，专供贴大字报之用。大字报的內容，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，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。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，五六张；有的则扩大到九、十张，甚至百张，大有越来越长之势。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。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。据我个人的观察，大字报的书法⽔平确是越来越⾼，⽇新月异。这一个“文化大⾰命”的副产品，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。　　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，五花八门，五光十⾊。最初各占山头，后来又逐渐合并。从由少变多，变为由多变少。终于汇成了两大流派：一个是正宗的、老牌的、掌权的新北大公社，一个是汇集众流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。可以说是一个在朝，一个在野，有如英国的保守和工。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，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。英国的保守和工怎样斗争，我不大清楚。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“费厄泼赖”的。在‮国中‬，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。只管目的，不择手段；造谣诬蔑，人⾝攻击；平平常常，司空见惯。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“物质”叫做“派”这种新东西，一经产生，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強大的力量。谁要是中了它的毒，则朋友割席，夫反目。一个和好美満的家庭，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。我实在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，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‮大巨‬的对抗力量？有人贴出大字报：“老子铁了心，誓死保聂孙！”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！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，我们‮国中‬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，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。　　现在时过境迁，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？在当时，在派猖狂的时候，客观评价本上不可能的。现在我觉得可以了。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。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。但是，具体的內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。论路线，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，打、砸、抢、抄，大家都⼲；不分彼此，难定⾼下。有时候，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⼲部，两派都抓去批斗。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。两派都有点患‮害迫‬狂的样子，以打人为乐事。被打者头破⾎流，打人者则嘻嘻哈哈。打人的武器颇具匠心。自行车链条，外面包上胶⽪，打得再重，也不会把⽪⾁打破，不给人留下口实。那一位“老佛爷”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，拉大旗，作虎⽪，藉以吓唬别人。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，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。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，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。但是，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：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，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；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庒迫的地位。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。　　据我个人的观察，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，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。“有了权，就有了一切”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。为了争权，为了独霸天下，就必须搞垮对方。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⼲部，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⼲部，以壮大自己的声势。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。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”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。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，守卫森严。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器。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耝，把昂贵钢管锯断，把一头磨尖，变成长矛。这种原始的武器虽“土”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，还是绰有余裕。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，也拼凑了一些武器。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。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，两派过几次手，械斗过几次。一名外边来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。　　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，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揷曲。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，他们还没有完全脫离孩子气。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。比如有一次，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。⾆剑，充満了火药气味。两派群众⾼呼助威，气氛十分紧张、严肃。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，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，嘭地一声，掉下来了一串破鞋。“破鞋”是什么意思，我国‮民人‬，至少是北方‮民人‬，都明⽩的。那一位“老佛爷”就有这样一个绰号。事实真伪，我们不去追究。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，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，恨不能噴出火焰焚毁对方。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揷曲来，群众先是惊愕，立刻转为哈哈大笑。这一场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？同样成串的破鞋，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。其用意完全相同。这些小小的揷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？　　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。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，群众坐在台下。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，不叫什么长，什么主任，而叫（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）“勤务员”真正让人感到一股⾰命的气氛，就好像法国大⾰命的那样，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。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。他是著名的流体力学专家，相对论专家，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，在群众中有相当⾼的威信，是‮央中‬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。他是怎样参加群众的⾰命组织井冈山的，我不十分清楚。只是从别人嘴中断断续续地听说，他不満那位“老佛爷”的所作所为，逐渐流露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。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，向他围攻；有的找上门去，有的打电话谩骂、恫吓。弄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。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。但是，到了此时，实处此，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，⼲脆下海。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。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，坐在台上，参加这一场大辩论，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。这时大饭厅里挤得⽔怈不通，两派群众都有。辩论的题目很多，无非是自以为是，而对方为非。这让我立即想到‮国美‬总统选举的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。辩论精彩时，台下的群众鼓掌呼。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弩张而又逸趣横生，热闹非凡。　　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，哄哄（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）。那一句“了敌人”的名言，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。谁能知道谁是敌人呢？当时全‮京北‬，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，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，在‮京北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。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，唯我独⾰，军队被派出来支“左”也搞不清楚谁是“左”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。这实际上是了自己。如果真有敌人的话，他们会站在旁边，站在暗中，拍手称快。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自己怎样呢？　　我滥竽‮民人‬之中，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。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，不参加任何一派，做一个逍遥派是我惟一可选择的道路，这也是一条关大道。在全校糟糟的情况下，走这样一条路，可以不用心，不用动，简直是世的桃花源。反正学校里已经“停课闹⾰命”我不用教书，不用写文章，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，听一听辩论会，逍遥自在，无忧无虑，简直像一个活神仙。想到快意处，不噤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。　　但是，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，燕园自不能例外。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刺着我，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，故作⿇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。我必须做出反应。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，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，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，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、‮京北‬市人大代表等等。俗话说：“树大招风”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，但也达到了招风的⾼度。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，说好听的就是，心还没有全死，还有一点正义感。说不好听的就是，我是天生的犟种，很不识相。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，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，我能钻得进去吗？我命定了必须站在暴风雨中。　　不钻避风港，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？我逐渐发现，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女头领有点不对头。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⾰命路线。什么叫⾰命路线？我也并不全懂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，天天听那一套东西。积之既久。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，知道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。我觉得，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，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，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⾰命路线的重要标准。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认为—只是我认为—那个女人背离了正确道路。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，那个女人是北大的女皇。此时已经成立了“⾰命委员会”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。“⾰命委员会好”这个“最⾼指示”一经发出，全国风靡。北大自不能落后，于是那个女人摇⾝一变成了北大“合法”政权的头子，‮京北‬大学⾰命委员会主任。这真是锦上添花，岂不猗欤休哉！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、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“老佛爷”的气焰。她更加目空一切，在一些“小李子”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，发号施令，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庒的手段，停职停薪，给小鞋穿，是家常便饭。严重则任意宣布“打倒”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，可以格杀勿论。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，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，我在上面已经谈到。看了这一些情况，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，我心里愤愤难平。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⾰命路线。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。　　但是，我是深知这一位女首领的。她愚而多诈，心狠手辣。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。我只好暂时韬晦，依违两派之间，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。　　在这期间，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。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‮行游‬示威。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，为了报复，就去示威。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。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，争取更多的群众。两派都可以说是“倾巢”出动。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，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，供‮行游‬示威者乘坐之用。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。可我哪一派都不是，想乘车就成了问题。两派认识我的几个⼲将看到有机可乘，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，拉我上他们的车，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女⼲将，拉我特别积极。从內心里来说，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。但是，我还有顾虑，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。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。最后，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，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。一路上，人声鼎沸，红旗招展。到了印尼大使馆，喊了一阵口号，又浩浩地回到燕园来，皆大喜。　　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⾼级将领家中去“闹⾰命”或者是去“揪”他。他的家是在⽟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。我并没有听清楚，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“闹”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，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，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“揪”什么人。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。这一次因为路近，没有乘坐大车，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。我因为属于“有车阶级”于是便骑车去了。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，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。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‮行游‬。我成了骑车单⼲户。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流骑向前去。过了青龙桥，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，我也就盲从起来，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。一直到了万安公墓，是⽟泉山背后了。知道不对头，忙回转车头，又来到了青龙桥，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，说是已经“闹过⾰命”了。我只好随人流回到燕园。到底我也不知道，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，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。我想，当时很多人闹⾰命就是这样闹法。　　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，必须提一提。北大两派为了拉拢⼲部，壮大声势，都组织了⼲部学习班。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⼲部，批斗了一阵之后，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，虽然靠边站了，却也不再批斗，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。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。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。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，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。虽然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，决心慎重行事。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“亮相”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。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，人多势众，兵強马壮，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狭隘，派十⾜的领袖。我得罪了他们，后患不堪设想。迟疑了很久，为了个人的‮全安‬，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。两派学习班的宗旨，从表面上来看，看不出什么差别，都拥护伟大领袖，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。对后一位的吹捧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，把她捧得像圣⺟一样。我⽔平低，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。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；但我依然不改初衷。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，有话必须说出来，心里才痛快，我对于两派的看法，大家一清二楚，这就给我招来了⿇烦。两派的信徒，特别是学生，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。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，找到我的办公室（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？但是，在我记忆中，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。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，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）来，明⽩无误地告诉我说：“你不能参加○派（井冈山）！”这还是比较客气的。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：“当心你的脑袋！”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，劝说我，警告我；有甜言藌语，也有大声怒斥，花样繁多，频率很⾼。我发现，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。我有点不耐烦了。我曾说过，我是天生的犟种，有点牛脾气。你越来我，我就越不买账。经过了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心⼲脆下海。其中的危险我是知道的。我在⽇记中写道：“为了保卫⽑主席的⾰命路线，虽粉⾝碎骨，在所不辞！”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。　　我就这样上了山（井冈山）。　　反公社派的学生⾼兴了，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（东语系）的勤务员。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。　　海下了，山上了。这个举动有双重。好处是，它给我的內心带来了宁静，带来了平衡，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。坏处是，它给我带来了恶发作的派。派我本来就有的。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。现在既然一锤定音，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。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，发表演说，攻击新北大公社，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，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。　　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。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不了解，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，我的历史是清⽩的。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“揪”我。　　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。此时，新北大公社那位女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中钉。她心狠手辣，我所深知。况且她此时正如⽇中天，成为‮共中‬ ‮央中‬候补委员，‮京北‬市⾰命委员会的副主任，趾⾼气扬，炙手可热。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她能善罢⼲休、饶过我吗？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獗，在对立面成员的言谈中，文章中，抓住片言只语，加以曲解，诬陷罗织，无限上纲，就可以把对方打成反⾰命或现行反⾰命。比如“资本主义”与“社会主义”在大脑中管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，稍一不慎，就容易拿错。一旦拿错，让对方抓住小辫儿“现行反⾰命”的帽子必能戴上。那一位弱智的女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，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。这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派，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。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。　　因此，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。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，在走钢丝，随时都能够跌下来，跌⼊深渊。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，我都在走钢丝。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，七上八下，惴惴不安。此时，流言极多。一会儿说要揪我了；一会儿又说要抄我的家了。我听也不是，不听也不是。在我的⽇记里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：“暴风雨在我头上盘旋。”这暴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庒了下来，把我庒垮、庒碎。这时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，而我最老。炎炎的长夏，惨淡的金秋，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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